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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【校史回眸】(五)“人”為工程之尺度——天津工商學院院長華南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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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華南圭

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工商學院院長在任時間1933.8——1937.8

                    人物簡介

                    華南圭,字通齋,1876年4月,出生于江蘇無錫。在洋務運動背景下,其求學之路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。早年入滄浪亭中西學堂,兼習法文。1896年中舉,1902年入讀京師大學堂師范館。同年,因酷愛歷史,翻譯出版了《羅馬史要》一書。1904年,以官費赴法留學,以四年時間修完十年課程。1908年畢業于法國巴黎公益工程大學土木工程系,獲工程師學位。后在法國鐵路系統實習兩年,期間與波蘭裔女士華羅琛結婚。1910年回國,參加學部舉行的留學生考試,考取工科進士。1911年廷試一等,授翰林院編修。1933年——1937年擔任天津工商學院院長。(注:1921年創辦的天津工商大學是河北大學的前身,1933年批準學校更名為“天津工商學院”,華南圭出任校長,1960年更名河北大學。)

                    留學與路政:茍一失節,則予即是貪官

                    西方文化對早年華南圭的影響不僅在于技術知識。華南圭之孫女,著名民間古城保護者華新民女士,回憶道:“他既有很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底,又有西方的開放自由的文化對他的撞擊。他所在的學校在當時的歐洲是辦學思想最前沿的之一:主張戶外活動、實習和辦校刊等。比如他在巴黎時創辦了《世界語科學文學》雜志,表達了對實現先進技術和文化交流的愿望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1912年,赴法歸來不久的華南圭翻譯了一本名為《法國公民教育》的小書,書中介紹,法國的市政建設中有一個“向導者”崗位,職為“指示某處道路宜修,某處橋梁宜筑”。華南圭在此后半生中,都在為中國城市做著“向導者”的工作——以“人”的尺度,用心投入建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歸國后的工作中,華南圭一直謹慎地限制著手中公權力的邊界,嚴防濫用職權。1911年至1913年,擔任京漢鐵路工程師和段長等職;1913年至1919年,任交通部總工程師;上世紀20年代,又兩度擔任京漢鐵路總工程師。可謂與鐵路淵源甚深。“就廉字言,鐵路用歟最巨,用人最多”,而華南圭“十七年未受一錢之賄賂,則自今以后,自信不致失節,茍一失節,則予即是貪官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此期間,另擔任北京政府交通部傳習所(今北京交通大學前身)教務主任,在教學中編寫出了一套中文教材,為中國最早的中文現代土木工程教材之一,其中鐵路工程教材是中國首部中文鐵路工程教材;兼任其在交通傳習所內創辦的交通博物館的館長,該博物館為中國最早的現代博物館之一;幫朱啟鈐在社稷壇建設中央公園(今中山公園),即北京首座公園,并參與主持該園建筑的建設以及布局。1913年起,華南圭幫詹天佑創建及主持中華工程師學會。1919年詹天佑逝世后,華南圭繼續主持該學會,并迭任副會長、總干事、會務主任等職務,直到該會于1931年和其他學會合并為中國工程師學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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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華南圭與夫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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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中山公園

                    為政和治學:予之條陳只一字,即人字是也

                    1928年6月,國民政府將北京改名為北平特別市。7月,華南圭正式就任北平特別市工務局局長一職。在9月13日發表的《北平特別市工務局組織成立宣言》中,華南圭講道:“予之條陳只一字,即人字是也。得人則無所用其條陳而事無不舉,不得人則雖有旋乾轉坤之良策,適足召禍國害民之惡果。”并提出了上任后的七項要務:一須將古跡大加修繕;二須使全市不見灰土,且有優美之車道及步道;三須使全市有充分之水量;四須擴充大小干枝暗溝;五須擴充電力;六須浚河筑閘;七須設游藝消遣場。全部與民生日常休戚相關。在短暫一年的任期中,主持了對北京郊區水源的一次系統調查工作,并親自制訂了《玉泉源流之狀況及整理大綱計劃書》,除修閘挖溝、引進永定河水等措施外,還特別針對水系周邊水田過多的現狀,提出統一管理機構,做好清丈用水地畝面積、整理水田征收辦法,以免“源乏用廣、顧此失彼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1928年,華南圭作為北平特別市工務局局長,陸續開放了頤和園、景山,并率先致信北平市市長何其鞏,要求對中南海予以保護。同年12月,中南海董事會正式成立。次年5月,這座昔日的皇家禁苑正式向公眾開放。華南圭主持,打通了從景山到故宮中間那條綠樹成蔭的東西向馬路——景山前街,以“還城于民”,不必讓市民再繞行皇城。至今,景山前街仍是北京城最美的一條街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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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華南圭設計的中南海規劃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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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景山前街原景

                    1930年起,華南圭在朱啟鈐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里擔任評議,后又擔任干事。1931年,華南圭以教育部視察員身份考察天津工商大學立案事宜,并在該校任課多門。講授污工橋梁、鐵路公路學、鐵路混凈土等課程。1933年8月,天津工商大學奉教育部令,改名為天津工商學院,華南圭任法定院長。在治學方面,引入了法國公益工程大學的實習制度(該制度在當時歐洲也是一項創舉),強調實習在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,親赴石家莊、長辛店等地聯系畢業班的旅行實習,常帶學生赴長辛店機車車輛廠實習。華南圭院長在任期間,天津工商學院在辦學理念、培養專門人才等方面都有長足進步,學校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;學術空氣濃厚,諸多名人受聘來校作學術報告,如李書田、何廉、楊豹靈等,及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方顯庭、吳大業、丁估等。校內專家受聘外出作學術報告的人次尤多,如桑志華、裴化行、德日進等應邀赴日、印度支那進行學術演講,進一步提高了學術水平和學校在國內外的知名度。1937年8月,華南圭辭去院長職務,繼續在校任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華南圭先生在治學生涯中,先后編著并出版了《房屋工程》、《力學撮要》、《材料耐力》、《土石工程》、《建筑材料撮要、置辦及運用》、《公路及市政工程》等十多部高等教育教材,為我國工程及建筑科研的發展,貢獻畢生力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大改舊京城:既不可能,亦所不必

                    1939年,因抗戰期間拒絕為日偽政府做事,華南圭被迫流亡法國,直至1946年抗戰結束后回國。任京漢鐵路顧問、京漢黃河新大橋設計審查委員會委員長。1948年,內戰接近尾聲,中共地下黨員來找華南圭,望其日后為新政權做出貢獻。由于痛恨所目睹國民黨的一些腐敗現象,華南圭欣然應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華南圭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北京市的規劃。1949年5月,負責研究首都未來發展方向和規劃初期建設工程的“北平市都市計劃委員會”成立,華南圭任總工程師,后又擔任顧問,對未來的市政設計提出了一攬子方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8月,在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上,他一口氣拿出了16個提案,例如建議利用房基線的余地,“廣設小公園及小廣場,以供人民游憩”;結合自己1929年的計劃,提出“整理玉泉源流案”;續修龍須溝;和路礦專家周煒一起提出“開始籌劃下水道案”等等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,在這次會上,華南圭還根據他自己以及包括梁思成在內的“都委會”成員的共識,正式提出了“西郊新市區計劃綱要案”,建議在西郊五棵松建新城。他在提案中重申了自己30年代在《公路與市政工程》一書中的觀點,認為改造舊城市,是市政最大的難題。西方某些國家的經驗是在舊城市的近郊蓋新城,而把舊城保留下來,盡量加以改良。因此對舊城大改造持“既不可能,亦所不必”之態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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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華南圭故居 

                    當年,華南圭的提案大部分得到了采納,如整理玉泉水系、建設煤氣工廠、在北京市東郊建設工業區、為北京市全部胡同路面鋪瀝青、繼續對永定河的整治并修建官廳水庫、開通京密運河并修建密云水庫等。1949年8月至1957年8月,華南圭連續擔任北京市人大代表,代表人民獻言獻策,為新中國的民主進程作出貢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華南圭先生是新中國難能可貴的工程技術人才,亦是一位狂熱的世界語者,早在巴黎留學時便創辦了《科學文學中國語世界語雜志》,后任總編輯;建國后參加過北京地區的世界語活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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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華南圭與友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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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華南圭所寫計劃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結語

                    歷經清朝、民國、新中華,以道路工程為主兼及教育、市政建設、文物研究等領域,華南圭終生走在一條“科技興國”之路上,漸漸走出一個時代的黎明。在華老心中,想必有著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感受:嘔心瀝血,而功不唐捐;茍利國家,而無怨無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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